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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苦。

    那同僚却是御史台的人，三年前因太过耿直，对天子出口不敬，而被贬谪地方，去年才从地方上调任回京，仍是做他的御史。京城尹原以为同僚遭此一贬，好歹该学了些教训。哪晓得同僚听后，竟是火冒三丈，还把无辜的京城尹也斥骂一通，当即便驱车回家，写了一封谏疏，隔日上朝就当场念了出来。

    直言如今豪强世家纵容奴才行凶作恶，鱼rou乡里。奴才虽为恶行，豪强却为恶源。若再不整治，恐怕国之台基，都要被这些恶源给腐坏了。

    本来姬允对这样难分难解的案子也没什么兴趣，但是这耿直御史说的话正好戳到了他肺管子，又好巧不巧的是，钱贵的主人有个兄长叫钱通，正好在顾桓手下做校尉。

    于是这桩理不清的案子，姬允便不得不插手了。

    于是天子升明堂，亲自审起这桩刁奴行凶反被杀的案子来。

    这案子麻烦的还不止在行凶者复为被害者，受害者反为行凶者这样的反转。更麻烦的其实是在于，这案子牵扯到了侵占私田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土地农桑是国之根本，本朝行的却是以精少治凡多的贵族绝对统治。自太祖立国，对功臣贵戚广行分封，一代代开枝散叶地传承下来，到如今天下土地几乎都成了贵族们的私地——不是自家传下来、后又增补的封地食邑，就是买下别人手中的私地，变作自己土地。

    然后他们再把地租给底下的农庄庄主，朝廷若是收五分赋税，他们便租出七分，中间便可获取两分利润。而且拥有封地食邑的，大多又都有减免赋税的权利，如此一来更是利润可观。

    而且土地承包肯定又不止这两环，庄主又租给佃户，佃户再租给农户。层层下去，落到最底层的农民身上，恐怕十分也未必能交得起这样的重税。

    到姬允登基的时候，已经出现大片土地抛荒的情况，土地抛荒并非是因为土地太多种不过来，反而是因为农民租不起地，所以才无地可种。

    那时姬允才登基，尚有一片壮志。曾经就这情况施行了数次垦荒政策，规定谁垦荒，土地就归谁。在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条件下，农民们兴冲冲地扛锄去垦荒，头两年倒也颇见成效，但贵族们岂能坐视耕出肥田而不眼红。随即拿出白纸黑字的地契，就原先这片土地该归谁而扯起皮来，又或者以利以势，将新垦的土地从农户们手上又给抢了来。

    姬允无论如何料不到，轰轰烈烈的垦荒之后，紧随而来的竟是蝗虫过境般的土地兼并，情形甚至比原先更恶。

    遭此沉重打击，姬允才意识到贵族势力多么难以撼动，才算真正有些理解了，父皇临死前同他说的，要拉拢讨好贵族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心凉之下更生怯意，索性也同先人一样走保守稳妥的路子，将这事抛开不管了。

    如今姬允到底是多活了一世，心性不如之前那样摇摆懦弱。再且本朝重农，宰杀耕牛都是可判死刑的重罪，更何况是强占私田，还强掳民女，使人自尽。

    之前气势汹汹要娄老汉偿命的钱贵家人，此时已完全缩了脖子，屁都不敢放一个了。本来他们也不是不想大喊冤枉，矢口否认的。但钱贵作恶张狂，随随便便就能找出一摞证据直往眼前戳，别说冤枉了，累得他们还要忙着先洗脱自己的嫌疑，声称绝无牵扯进去呢。

    判决很快下来，钱贵多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