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术河流 (第2/4页)

的未婚妻一家人照习俗要来吃煎薄饼。这人数上算不上庞大的变动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鲜活的盼头，作为最小的女儿，我自愿承担了以父亲生病为由向斯米尔诺夫先生要钱的任务。对节日的向往冲淡了我对于撒谎的愧疚，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个很糟糕的诈骗犯。

    我找到他的公寓，开始结结巴巴地陈述一些不成逻辑的鬼话。斯米尔诺夫颜色很淡的灰眼睛望着我，他没说话，可我压根没法和他对视。愧怍把我的心填满了。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，“我不该骗您，教授。”我一股脑地把真相告诉了他，却没勇气念出他的名字，我想他一定很生气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想再看到我了。我浑身发软，像被抽了绳的木偶。他让我走到客厅的扶手椅边上，两只手支撑在旧得起球的绒布上，我照做了。我不敢回头，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脚步声绕到我身后就停下了。斯米尔诺夫用压纸用的厚重木尺打了我七下。说不上有多重，但足以说明是惩戒。我不是什么乖顺的孩子，在我们那时候，辱骂和毒打也是家常便饭。现在想来，我远远挨过更疼的或是更羞辱的，可无论是父亲的皮带或是教师的戒尺都没有让我这么难受过。我浑浑噩噩的，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站到了外头。天很冷，我藏在毛毡靴里的脚趾已经僵直了，风夹杂着冰碴嵌到我裸露的额头上。人生头一回，我感到无可挽回的悲伤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叫住我，塞给我一叠尚带着体温的卢布。

    靠着这一沓钱，我们家吃到了宽恕日。

    我以为他再也不会来我们家里了。可两周以后，我放学回家的时候，依旧在门口见到了他。母亲从窗口探出头来，提醒我给斯米尔诺夫先生开门。他拎着半口袋的面粉微笑地向我问好，仿佛两周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推开门，很快地跑回房间，把他的笑容甩在后面。那天我就决定下来，往后一定要做个好孩子。

    03

    我知道他们怎么谈论我们那时的房子：单调的混凝土块。我就在那些混凝土块之间度过了我人生的十几个年头。有一回，不知为了什么，父亲和母亲吵得很厉害。从早晨一直争到傍晚，没有人给我做饭，我坐在平房门口，一直到斯米尔诺夫先生从大学里下了班。我见了他像见了救星似的，恳求他给我一顿晚饭吃。我说我饿极了，中午只在食堂吃了半块煎rou饼，我还说我的父亲是个暴君，我的母亲则是他永恒的奴隶，他们吵起来了，家里像神话中的提坦之战。我一个劲儿地说啊、说啊，压根没注意到他往我怀里塞了多少黑面包。斯米尔诺夫先生就这样安静地站着，听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话。我说累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。“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柳德米拉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就往最远那棵白桦树那儿跑，如果天黑之前到了那里，上帝就会满足你一个愿望。”我听他的话，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面包就撒开腿跑起来。一棵又一颗的白桦被我甩在后面，像拉片的电影。天黑了，白桦林却没有尽头。我回去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我没有见到斯米尔诺夫。第四天他来送友谊牌的奶酪，我拦住他：“我看不到最后一棵白桦，斯米尔诺夫先生。”他冲我笑了，“是这样，但你向前跑了。你做的很好，我可以奖励你。”我说：“可你之前说过，上帝会满足我一个愿望。”斯米尔诺夫蹲下来，在我外套的口袋里塞了一块巧克力。我注意到，他的手指和他一样苍白而贫血，让人联想到一种长腿的蜘蛛。他很快地在我胸口划了一个十字，用极轻的声音说：“没有什么上帝，柳达，做你自己的上帝吧。”

    我听不明白，但我挺喜欢这个游戏。我常常学着他的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如果今天我做完代数练习题，中午就会有牛角面包吃。”那时候没什么能吃的，也没有做指甲和打耳洞的地方，无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书。看托尔斯泰，莱蒙托夫和包在厚厚油纸里的、偷运过来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。后来我就十七岁了。那时候我读职中的最后一年。我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，窃听已经没前些年那么泛滥了，但我们几个女孩讨论爱情时，还是会悄悄躲起来。我们当中最大胆的姑娘叫索夫娅，她个子很高，很漂亮，饱满的胸脯勒在乳白色背带裙下的黑毛衣里，侧看过去像一尊雕塑。我们放了学就跑到她家里，那时传闻说收音机被用作无线电侦听器，我们就把收音机扔到黑白电视机上，再回房间用被单支起帐篷。我们就这么凑在里面。索夫娅说她和男孩接过吻，他们的嘴唇像云朵一样软。我们都幻想梦中情人的特质：他应当高而且瘦，像诗人一样忧郁，像诗人一样决斗而死。我们还把这些傻话写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