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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放在地头上，相近的几个村加起来也没一个幼儿园。不过我们村的地“瘦”得远近闻名，又冒着盐碱花儿，种了也长不出什么，所以即使不用交税承包也没人种地。随着进入村子的第一条公路修起，我爹妈就开始了小摊小贩的生涯。

那天，我妈在唯一一条公路边的小树下卖着从公井里打上来的水煮的茶，我拿着一小块她切给我的甜瓜在旁边的一个地沟里玩泥巴，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叔叔，他在我旁边蹲着，问：“小朋友，这个七十二星宫图是你画的？”

我当然没有回答，我要是能答话那就不叫“大头娃娃”了。

那个叔叔伸出一根手指在我撒尿和的泥巴里又点了一个点，说：“这里少了一颗文昌星司命，你不记得他了吗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直觉他问的是“他”，而不是“它”。

我看向他戳了个窝的地方，忽然就能正常说话了，我说：“不记得。”

他看了看我，点点头：“不记得就好。”

然后又在泥里画了几笔，把那个泥窝和其他几个泥窝连起来，画成了一个月牙，又把另外几个泥窝连起来，画了一柄勺子，指着其中一个点说，“这颗是你，文曲星天权转世。前事莫追，忘了的就忘了吧。”

临走时他还摸了一把我的大脑袋，说：“这孩子，才四岁脑袋就这么大，长大了肯定不得了，好好学习。”

后来我知道我的毛病叫“脑积水”而不是“脑袋大就聪明”的时候我就决心把这个傻逼说的话忘了，可他戳的那个泥窝我却再也忘不了。

他走之后，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甜瓜，忽然觉得沾上泥和尿了不能直接吃，至少应该拿水冲冲——在此前的一两年中，我一直是带着泥或灰吃地下捡来的所有东西的。

农村的孩子都不怎么讲究卫生，我爹妈为生计奔波都来不及，也没有学前教育经验，还以为我是跟其他小孩玩得慢慢就懂事会说话了，没当一回事。

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回家说了说，我妈一边给我盛着清汤稀饭一边说：“现在的人贩子，太不走心了，连个糖也不给你。”

但是我爸听了十分紧张，毕竟我们家的家境生不起第二个孩子了，这要是我再整天乱跑被拐走，岂不是他这几年喂的粮食都白费了？于是，第二年，年仅五岁的我，被我爸一只鸡两瓶刀子酒找了个亲戚，提前塞进了离家十八里地的一所小学，从此，我开始了我长达20年的寒窗苦读之路。

随着年纪渐长，脸和身子的体积渐渐跟上，我的大脑袋已经不显得那么突兀了，当时班里算上我一共是20个学生，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

而我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。

那年夏天，我拖拉机转公交车再转客车然后是火车，下了火车又倒了两趟公交车，总计百十公里的路倒了可能得有一千八百趟车，被路上的热风把我“呲喽”熟了几遍，终于到了我爹说“毕了业能有一技之长，啥时候都下不了岗，家里人生病了还能给看看”的沈城医科大学。

我脚上趿着沾着泥的塑料拖鞋，抱着刚发的干净被褥枕头水壶凳子，用脚踢着我爹妈当年结婚去什么山头蜜月旅行时跟团发的大行李包，耳朵上别了根烟，拿着宿管给的钥匙挨个数房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