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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中无法在潮流中得以幸免，独善其身。停课闹革命，写大字报，上行下效，学生批判学生，老师批判老师，无限地上纲上线。漫漫风雨，绵长阴伏，气盛年轻如郑寒翁，免不掉地话语偏颇激进，被狂热的学生快速地揭发，盖上莫须有的罪章。

六七月的天气，被揪出破旧的青瓦房，穿着一身褴褛单薄的单衣，被学生泼上了guntang的浆糊，贴上一层层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。游街也有，且脖子上要被挂上两只破旧的劳改鞋，且弓腰低头，不能只是旁人。再又或是绞掉头发，再又或是隔离审查，被轮流地毒打。

落魄潦倒也就罢了，人格也要被人一把从脸皮上扯下来，丢到地里狠狠地踩上两脚。

郑斯琦抬了抬头，“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的人，不是被关押监禁，就是被丢去劳动改造。我父亲印象里，他那帮一同被打成黑五类的同事里，投湖的有，上吊的有，对罪行供认不讳之后寥寥一辈子的人也有。有时候也很难想，比那时候的他们还要绝望的人，现在到底还有没有。”

林双玉不说话。

1977年冬，恢复高考，孑然一身的“老三届”郑寒翁换了条簇新的毛料裤子，花了一身家当，却又因为政审不过关，划拉被画出了录取名单之外。

“77年他考不过，78年他又考，78年没过，79年他老人家还考。”郑斯琦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住笑，“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些人，最不怀疑的一点，就是知识能改变命运。”

林双玉停顿良久，半开玩笑似的问，“后来可真的考上了？”

“后来好容易一把年纪三十多了，全省第七考的利大，再后来分配到了利南市博物馆做研究员。”

郑斯琦无意说教，只是他人历史照进自己的现实，总能把一些共通之处看的更加清晰明了。所谓竭尽全力，也应该定下最适宜的方向。

“小五子的条件很好，很聪明，我的女儿是他的同桌，她也总告诉我小五子学习认真刻苦比她自己用心的多，是个很勤勉的孩子。”郑斯琦看着林双玉的发顶，“我也是当老师的，所以我明白这些东西有多难得。”

“我从来不觉得乡镇学校不好，相反，这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更有韧性这我始终相信。但要留在这里对小五子老说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太早了，太小了。这不是必然不必然的问题，这是怎么选择的问题。再或者说一开始就不要让他去看大城市，去看外面的花花绿绿，如今他的眼界将将要打开，您又要把门给他关上，这比一开始就蒙着他的眼让他别看还要残酷。至少您得去问他自己的意愿。”

“家庭的不幸是最最不应该留给孩子的东西不是么？一样的年纪，一样的头脑，为什么别人要活的比别人包袱多，为什么别的孩子就能一身轻松没有顾虑的成长，自己就得一步一回头地不好走？这完全不该是孩子该思考的问题，其实是家长。”

郑斯琦停了停，推了眼睛笑，“你会觉得我管得太宽，或者说话太轻飘飘么？”

林双玉先是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，继而思索了一刻，“……不就怕他心野了。”

郑斯琦笑，“还是跟我以前想的一样，很多人总爱抓着小概率的事件不放。可您所谓的野是什么概念您自己能说得清么？是怕他忘了这个家还是怕他走得太远您拘不住？可能飞得更高不是好事么？您放过风筝么，事实上只有把风筝放的越高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