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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他。

    “卑职不敢隐瞒，”杜云峰隔着电话听筒，铿锵有力地回答，“卑职的立场很简单，谁抗日到底，我就跟着谁干，校长当初创立黄埔就是为了手握利器，抵御外辱，云峰不曾忘记初心。南京那边说的亲日共荣，和平建国政策云峰不懂，要是能和平建国，那我死去的那些兄弟将士们，还有我的家人，岂不是都白死了？我想不通。”

    “好，好，好，”张司令那头连说了三声好，听声音也激动了，“我还怕你糊涂，因为西安的事情，记恨你们校长再转投了他人门下，现在我放心了，我没有看走眼，你是心怀家国大义的，我和委员长虽有龃龉，却都是为了国家独立完整，都是兄弟之间的矛盾，对待抵御外辱方面，我和委员长一样坚定，没有动摇过。”

    “卑职明白。”

    这时，只听电话那头的张司令声音小了下去，应该转头和另一边说话，“我就说，我不会看走眼的，杜云峰不是个软骨头，不是个心思容易动摇的人，你还非要我试他，何必……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断线了。

    张司令一直被蒋委员长软禁，杜云峰十分惦念，无奈他是一军之长，因为避嫌不得探望，今日说了几句话，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。

    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掀起了政坛轩然大波，云诡波谲，处处是看不见的暗流与漩涡，连军心都跟着分神动摇了。

    之前长沙会晤见到的那位张主任也数次来电，旁敲侧击的闲聊，实则要探个究竟。

    杜云峰不是两面三刀的家伙，但是在政坛不稳的情况下，轻易表明立场也不是个明智之选，所以他一面虚与委蛇，一面暗中密报重庆那边最近谁联系了他，说了什么，算是对蒋校长有个交代。

    转眼到了1940年秋，疟疾疫情在各方努力下，得到了有效控制，奎宁告罄，民间的草药土方法都用上了，街上的赈济点发放大锅熬的药汤，满城都是口苦的草药味儿，混合着大轰炸的□□味儿，成了这座古城的特殊味道。

    杜云海作为医疗高级人才又被卫生委员会调往重庆，本来在夏季容易爆发的黄热病在秋老虎时节来袭，真是天灾人祸，防不胜防。

    杜云海临走犹豫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他哥一件事。

    周澜在上海没闲着，尽管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但他也不是吃老本的人，这两年一直以食品行业为名，实则做着药品生意。

    杜云海知道这件事，是因为他曾经作为代理人，从周澜这里进过一批消炎药品，周澜只问他这药要到哪里去，杜云海实话实说，从上海走到香港登陆，绕个圈运到陕北去。

    周澜沉默了许久，点头同意，关于药品没有多说什么，倒是唯独叮嘱了杜云海几句——

    “现在大风大浪，大家坐一条船没问题，但有一天潮水退了，这船该归谁，搞不好是要打出人命的。”

    周澜说得隐晦，但是杜云海听懂了，他笑笑，没吭声。

    杜云海隐去陕北的事情，半遮半掩的告诉他哥，简单来说——周澜在上海的药品生意是抗战药品的一个主要来源，而且更关键的，周澜是站在抗战一边的。

    “哥，你要是真想见慕安哥哥，也许应该去见见他，别的不谈，慕安哥哥手里的药品都是你们紧缺的。”杜云海凳船之前，嘱咐道。

    杜云峰没应承，在茫茫江水载着客轮远去的景象里，心里空茫